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：长征路上真实的毛主席
1934年10月，于都河边，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踏上未知的征途。中央纵队里，老人、妇女、伤员、印刷机器、文件箱子挤作一团，负责后勤的刘英忙得脚不沾地。她去看望毛泽东时，看见他坐在屋里，面前摊着地图。 她问身体怎么样，他摆摆手，说没事，就是脚不太听话——疟疾反复发作，脚肿得厉害，鞋穿不上，走路一拐一拐。一个三十几万人的队伍要走了，而最有发言权的那个人，正在为穿不上鞋发愁。刘英后来在回忆里反复讲起这个画面，因为它比任何“伟人风采”都更让人心里一动。 刘英从来不是远远站着去仰望毛泽东的人。长征队伍动身的时候，她在在于都当地承担扩红突击队的队长职务，毛泽东专门抽时间找到她，神情十分严肃，只说有“特殊任务”，要她马上赶回瑞金，却不肯讲清楚具体是什么事。 一直到踏上远征的路途，她才搞清楚任务就是突围转移。这之后她调任中央队秘书长，负责的是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周恩来几位领导的行军安排、住宿协调、伙食筹备、担架调度这些“琐碎事务”。她每天都要给这几位领导人安排吃住相关事宜，也因此看到了教科书上没有记载的内容。 长征刚开始那段时间的毛泽东，身体差到了极致。疟疾还没完全痊愈，脚肿得套不上鞋，绝大多数时候只能躺在担架上赶路。旁边还跟着另外两副担架：一副抬着王稼祥，他肠子上的伤口一直没长好；张闻天身体也不算硬朗，同样在担架上颠簸着。 三个人就这么一路往前走，一路聊想法，从江西境内聊到贵州地界。刘英负责后勤工作，经常跟着担架队行进，这段情形她看得最是清楚。她回忆说，那几个人每天在担架上讨论的就只有一个问题：这仗不能再照原来的法子打下去了。 毛泽东讲话不喊空口号，就是实打实摆情况：哪里打不赢，为什么打不赢，敌人有多少兵力，我们有多少人手，路该往哪个方向走，一条一条讲得明明白白。讲着讲着，另外两个人就纷纷点头认同。中国革命的方向转变，最早不是在会议室里敲定的，是在两副担架、一条崎岖山路上，慢慢聊出来的。 不过“聊天”不代表没有付出代价。湘江那一场战役，刘英是亲身经历的人。队伍从八万多人打到只剩三万，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。那几天队伍里没什么人开口说话。毛泽东的情绪完全变了，不再是憋着不说的沉闷，是真的动了怒火。 他提出必须放弃原定去湘西的计划，转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，话说得非常坚决：再照这条路走下去，这几万将士就得全折在这里。一个已经被排挤出决策核心的人，在队伍处境最艰难的时候，争的不是个人权力，是这几万条人命。 刘英还看到了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行军再怎么疲累，他手里总捧着书。随身带着一副挑书的担子，很多行李在路上都丢掉了，几本马列著作一直留着没扔。 看书的时候旁人不能打扰，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划横线，篝火点起来，读到深更半夜，有时候甚至读个通宵。他读列宁的著作，也把读书心得写给彭德怀，提醒“左”倾错误和右倾错误同样有危害。这不是闲来无事的读书，是带着实际问题在研读：红军到底错在什么地方，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。而这个人也不是总皱着眉头一脸严肃。 刘英回忆，毛泽东爱说玩笑话，身上没什么官架子。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肯去理发，说等打了胜仗再剪头发；洗脸洗脚共用同一条毛巾，刘英劝他这样不卫生，他开玩笑说嘴巴和鼻子才是最脏的地方。有一回刘英撞见他关着门抓虱子，别人抓到一个就用指甲挤死一个，他却把虱子往火塘里扔。刘英笑他办法奇怪，他一脸认真地说：我这是“虱道主义”，给它火葬了。 刘英记了一辈子，最难忘是毛泽东当“红娘”那段旧事。她调到中央队之后，跟张闻天搭着共事，两人心里都存着好感，却刻意隔着段距离。她的理由摆得很实在：怕怀上孩子，女同志有了牵绊就没法开展工作，她打定主意要把工作放在前头。 毛泽东问起她的想法，她就直截了当说了出来。毛泽东把脸一沉：“那可不行，你总得找个合适的人。”跟着又郑重补了一句：“洛甫这个人挺靠谱的！”后来张闻天骑马犯了困摔下来，毛泽东故意跑去逗刘英：“出大事了，洛甫四脚朝天滚下山了。”刘英脸都急得发白，他才哈哈大笑，念出首打油诗：“洛甫洛甫真英豪，不会骑马会跌跤。四脚朝天跌得巧，没伤胳膊没伤脑。” 长征结束后两人在瓦窑堡成了家，毛泽东一跨进窑洞就嚷着要吃喜酒，又念了一首打趣：“风流天子李三郎，不爱江山爱美人。当今洛甫作皇帝，又爱江山又爱美人。 但归幽默，碰到原则性问题，毛泽东半分不含糊。过草地之前，前方送过来一头牦牛，警卫队把肉分到休养连。贺子珍身上带着弹伤，又刚生完孩子，警卫队长“偏心”多匀了一点给她。 毛泽东知道后发了脾气，把刘英叫过来，脸色很严肃：“为什么分给贺子珍的牛肉比徐老他们多？”刘英试着解释，他依旧神色郑重，要求必须把几位老同志的那份补够，撂下一句：“我可不能搞特殊。”最后只能从几位领导人自己的那份里各切一点出来，补给董必武、徐特立、谢觉哉几位老人。 刘英活到了一百岁。晚年口述过往旧事，她讲的不是那些头衔和决议，是毛泽东打趣她和张闻
